激情五月天 魏晋风韵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
海选av女优
魏晋风韵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激情五月天
--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〔2〕讲
我今天所讲的，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么一个题目。
中国文学史，推敲起来，可真辞让易，推敲古的，恨材料太少，推敲今的，材料又太多，是以到现时，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。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，亦然材料太少，推敲起来很有贫乏的场地。因为咱们想推敲某一期间的文学，至少要知谈作者的环境，资格和文章。
汉末魏初这个期间是很紧要的期间，在文学方面起一个紧要的变化，因那时正在黄巾〔3〕和董卓〔4〕大乱之后，况且又是党锢〔5〕的纠纷之后，这时曹操〔6〕出来了。--不过咱们讲到曹操，很容易就逸想起《三国志演义》〔7〕，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贼，但这不是不雅察曹操的着实模式。现时咱们再看历史，在历史上的记录和结论有时亦然极靠不住的，不成深信的场地许多，因为时常咱们晓得，某朝的年代长少量，其中必定好东谈主多；某朝的年代枯竭量，其中差未几莫得好东谈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年代长了，作念史的是本朝东谈主，天然助威本朝的东谈主物，年代短了，作念史的是别朝东谈主，便很解放地贬斥其异朝的东谈主物，是以在秦朝，差未几在史的记录上半个好东谈主也莫得。曹操在史上年代亦然颇短的，天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旦东谈主说谣言的公例。其实，曹操是一个很有武艺的东谈主，至少是一个硬汉，我虽不是曹操一党，但不管如何，老是畸形佩服他。
推敲那时的文学，现时较为容易了，因为照旧有东谈主作念过使命：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》〔8〕。其中于此灵验的，是《全中文》，《全三国文》，《全晋文》。
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〔9〕。--丁福保是作念医师的，现时还在。
编录对于这期间的文学挑剔有刘师培编的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〔10〕。这本书是北大的教材，刘先生已死，此书由北大出版。
上头三种书对于咱们的推敲有很大的匡助。能使咱们看出这期间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。
我今天所讲，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，我就略少量；反之，刘先生所略的，我就较详少量。
董卓之后，曹操擅权。在他的总揽之下，第一个特色等于尚刑名。他的立法是很严的，因为当大乱之后，人人都想作念天子，人人都想叛乱，故曹操不成不如斯。曹操曾我方说过：“倘无我，不知有些许东谈主称王称帝！”〔11〕这句话他倒并莫得说谎。因此之故，影响到文章方面，成了清峻的作风。--就是文章要检朴严明的道理。
此外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尚通脱。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？天然也与那时的习惯有莫大的关系。因为在党锢之祸曩昔，凡党中东谈主都自封清流，不过讲“清”讲得太过，便成固执，是以在汉末，清流的举动有时便畸形好笑了。
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东谈主，平素的东谈主去看望他，先要说几句话，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合，往往会遭傲慢的待遇，叫他坐到屋外去，致使至于阻隔不见。
又如有一个东谈主，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合的，有一趟他到姊姊那边去吃饭之后，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。她不肯要，他就于外出之后，把那些钱扔在街上，算是付过了。〔12〕个东谈主这么闹闹脾性还没关系，若治国平天下也这么闹起执拗的脾性来，那还成甚么话？是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，力倡通脱。通脱即松弛之意。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学界，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。
更因想想通脱之后，拆除固执，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想想，故儒教除外的想想源源引入。
总括起来，咱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，通脱。在曹操自身，亦然一个矫正文章的祖师，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。他胆子很大，文章从通脱过劲不少，作念文章时又莫得顾虑，想写的便写出来。
是以曹操征求东谈主才时亦然这么说，不忠不孝没关系，只消有才便可以。〔13〕这又是别东谈主所不敢说的。曹操作念诗，竟说是“郑康成行酒伏地断气”〔14〕，他引出离那时不久的事实，这亦然别东谈主所不敢用的。还有同样，比方东谈主死时，时常写点遗令，这是名东谈主的一件极时髦的事。那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模式，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，或葬于某某名东谈主的墓旁；操独否则，他的遗令不但莫得依着模式，内容竟讲到遗下的穿戴和伎女如何处罚等问题〔15〕。
陆机固然评曰“贻尘谤于后王”〔16〕，关联词我想他不管如何是一个防备东谈主，他我方能作念文章，又有技巧，把天下的术士文人完全搜罗起来，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淆乱。是以他帷幄里面，术士文人就特殊地多。
孝文帝曹丕〔17〕，以宗子而承父业，篡汉而即帝位。他亦然心爱文章的。其弟曹植〔18〕，还有明帝曹叡〔19〕，都是心爱文章的。不过到阿谁时辰，于通脱之外，愈加上丽都。不著有《典论》，现已失踪无全本，那边面说：“诗赋欲丽”，“文以气为主”。《典论》的零破碎碎，在唐宋类书中；一篇整的《论文》，在《文选》〔20〕中可以看见。
自后有一般东谈主很不以他的见地为然。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，反对那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地，用近代的文学眼神看来，曹丕的一个期间可说是“文学的自愿期间”，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〔21〕（ＡｒｔｆｏｒＡｒｔ′ｓＳａｋｅ）的一片。是以曹丕作念的诗赋很好，更因他以“气”为主，故于丽都除外，加上壮大。归纳起来，汉末，魏初的文章，可说是：“清峻，通脱，丽都，壮大。”在文学的意见上，曹丕和曹植口头上似乎是不同的。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〔22〕；但子建却说文章小谈〔23〕，不及论的。据我的意见，子建大致是违心之言。这里有两个原因，第一，子建的文章作念得好，一个东谈主大致老是不自在我方所作念而齰舌他东谈主所为的，他的文章照旧作念得好，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谈；第二，子建行动的磋商在于政事方面，政事方面不甚得志〔24〕，遂说文章是无须了。
曹操曹丕除外，还有底下的七个东谈主：孔融，陈琳，王粲，徐干，阮瑀，应瑒，刘桢，都很能作念文章，自后称为“建安七子”〔25〕。七东谈主的文章很少流传，现时咱们很难判断；但，大致都不过是“豪放”，“丽都”罢。丽都即曹丕所主张，豪放就因当兵连祸结之际，亲戚一又友死于乱者特多，于是为文就难免带着苦处，激昂和“豪放”了。
七子之中，特殊的是孔融，他专喜和曹操淆乱。曹丕《典论》里有论孔融的，因此他也被拉进“建安七子”一块儿去。其实不合，很两样的。不过在那时，他的名声可畸形之大。孔融作文，喜用讥嘲的笔调，曹丕很不自在他。孔融的文章现时传的也很少，就他扫数的看起来，咱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东谈主讪笑，只对曹操。比方操破袁氏兄弟，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，归了我方，孔融就写信给曹操，说当初武王伐纣，将妲己给了周公了。操问他的出典，他说，以今例古，大致那时亦然这么的。又比方曹操要禁酒，说酒可以一火国，非禁不可，孔融又反对他，说也有以女东谈主一火国的，缘何不禁婚配？〔26〕其实曹操亦然喝酒的。咱们看他的“缘何解忧？惟有杜康”〔27〕的诗句，就可以知谈。为什么他的行动会和议论矛盾呢？此无他，因曹操是个作事东谈主，是以不得不这么作念；孔融是旁不雅的东谈主，是以容易说些解放话。曹操见他屡屡反对我方，自后借故把他杀了。〔28〕他杀孔融的罪戾大致是不孝。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：第一，孔融主张母亲和女儿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同样，只消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，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便算结束。第二，假使有天下饥馑的一个时辰，有点食品，给父亲不给呢？孔融的谜底是：倘若父亲是不好的，宁可给别东谈主。--曹操想杀他，便不吝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凭据，把他杀了。倘若曹操活着，咱们可以问他，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没关系，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东谈主呢？关联词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，也没东谈主敢问他，咱们倘若去问他，或许他把咱们也杀了！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〔29〕，自后给黄祖杀掉的。祢衡的文章也可以，况且他和孔融早是“以气为主”来写文章的了。故在此咱们又可知谈，中文逐渐壮大起来，是期间使然，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。但丽都好意思瞻念，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。
这么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辰，文章上起了个紧要的变化，因为出了一个何晏〔30〕。
何晏的名声很大，位置也很高，他心爱推敲《老子》和《易经》。至于他是如何的一个东谈主呢？那真相现时可很难知谈，很难探员。因为他是曹氏一片的东谈主，司马氏很悔怨他，是以他们的记录对何晏大活气。因此产生许多听说，有东谈主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，又有东谈主说他原来生得白，不是搽粉的。〔31〕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？我也不知谈。
但何晏有两件事咱们是知谈的。第一，他心爱泛论，是泛论的祖师；第二，他心爱吃药，是吃药的祖师。〔32〕此外，他也心爱谈名理。他身子不好；因此不成不服药。
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，是一种名叫“五石散”的药。
“五石散”是一种毒药，是何晏吃起头的。汉时，人人还不敢吃，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，便吃起头了。五石散的基本，大致是五样药：石钟乳，石硫黄，白石英，紫石英，赤石脂；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。但现时也不必细细推敲它，我想列位都是不想吃它的。
从书上看起来，这种药是很好的，东谈主吃了能转弱为强。因此之故，何晏有钱，他吃起来了；人人也随着吃。那时五石散的瑕疵就同清末的烟土的瑕疵差未几，看吃药与否以分富有与否的。现时由隋巢元方作念的《诸病源候论》〔33〕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。据此书，可知吃这药是畸形阻拦的，穷东谈主不成吃，假使吃了之后，一不小心，就会毒死。先吃下去的时辰，倒不如何的，自后药的效验既显，名曰“赋闲”。倘若莫得“赋闲”，就有弊而无利。因此吃了之后不成休息，非步碾儿不可，因步碾儿才能“赋闲”，是以步碾儿名曰“行散”。比方咱们看六朝东谈主的诗，有云：“至城东行散”，就是此意。自后作念诗的东谈主不知其故，以为“行散”即走路之意，是以不服药也以“行散”二字入诗，这是很见笑的。
走了之后，全身发热，发热之后又发冷。平素发冷宜多穿衣，吃热的东西。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背：衣少，冷食，以冷水浇身。倘穿衣多而食热物，那就非死不可。因此五石散又名寒食散。只消同样不必冷吃的，就是酒。
吃了散之后，穿戴要脱掉，用冷水浇身；吃冷东西；饮热酒。这么看起来，五石散吃的东谈主多，穿厚衣的东谈主就少；比方在广东提倡，一年以后，穿西装的东谈主就莫得了。因为皮肉发热之故，不成穿窄衣。为豫防皮肤被穿戴擦伤，就非穿宽大的穿戴不可。现时有许多东谈主以为晋东谈主轻裘缓辔，宽衣，在那时是东谈主们高逸的发扬，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由。一班名东谈主都吃药，穿的衣都宽大，于是不吃药的也随着名东谈主，把穿戴宽大起来了！
还有，吃药之后，因皮肤易于磨破，穿鞋也不简短，故不穿鞋袜而穿屐。是以咱们看晋东谈主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，见他穿戴宽大，不鞋而屐，以为他一定是很称心，很美丽的了，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。
更因皮肤易破，不成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，穿戴便不成常洗。因不洗，便多虱。是以在文章上，虱子的地位很高，“扪虱而谈”〔34〕，那时竟传为好意思事。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辰，扪起虱来，那是不大好的。但在那时没关系，因为习惯不同之故。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，咱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东谈主，不以为奇怪。现时就不行了，倘若大宗学生，他的肩成为一字样，咱们就以为很奇怪了。
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偏执他种种的书，还有葛洪的《抱朴子》〔35〕。
到东晋以后，乌有的东谈主就许多，在街旁睡倒，说是“赋闲”以示富有。〔36〕就像清时尊念书，就有东谈主以墨涂唇，默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形势。闾阎想，衣大，穿屐，散骃等等，自后效之，不吃也学起来，与表面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。
又因“赋闲”之时，不成肚饿，是以吃冷物，况且要马上吃，非论时辰，一日数次也不可定。因此影响到晋时“居丧失礼”。--原来魏晋时，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。比方想去访一个东谈主，那么，在未访之前，必先探询他父母偏执祖父母的名字，以便护讳。否则，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，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，主东谈主便会大哭起来〔37〕--他铭刻父母了--给你一个大大的无聊。晋礼居丧之时，也要瘦，未几吃饭，不准喝酒。但在吃药之后，为人命计，不成管得许多，只好大嚼，是以就造成“居丧失礼”了。
居丧之际，饮酒食肉，由阔东谈主绅士倡之，万民皆从之，因为这个缘由，社会上遂敬称这么的东谈主叫作名士派。吃赋闲源于何晏，和他同道的，有王弼和夏侯玄〔38〕两个东谈主，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。有他三东谈主提倡，有多东谈主随着走。他们三东谈主多是会作念文章，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未几外，王何二东谈主现时咱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。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，是以别号曰“正始名士”〔39〕。但这种习惯的末流，是只会吃药，或竟假装吃药，而不会作念文章。
东晋以后，不作念文章而流为清谈，由《世说新语》〔40〕一书里可以看到。此中空言多而文章少，相比他们三个差得远了。三东谈主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，夏侯何二东谈主皆为司马懿〔41〕所杀。因为他二东谈主同曹操相关联，非死不可，犹曹操之杀孔融，亦然借不孝作念罪名的。
二东谈主身后，论者多因其与魏联系而骂他，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东谈主。这种服散的习惯，魏，晋，直到隋，唐，还存在着，因为唐时还有“罢了方”〔42〕，即解五石散的药方，可以说明还有东谈主吃，不过少点罢了。唐以后就莫得东谈主吃，其原因尚未详，大致因其弊多利少，和烟土同样罢？
晋名东谈主皇甫谧〔43〕作一书曰《高士传》，咱们以为他很漂后。但他是服散的，曾有一篇文章，自说吃散之苦。因为药性一发，稍不预防，即会丧命，至少也会受畸形的苦痛，或要发狂；原来智谋的东谈主，因此也会造成固执。是以非深知药性，会救助，况且家里的东谈主多深知药性不可。晋朝东谈主多是脾性很坏，放浪，发狂，性暴如火的，约莫等于服药的缘由。比方有苍蝇扰他，竟至拔剑追逐；〔44〕就是话语，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，有时险些是近于发疯。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，这大致亦然服药的缘由。
魏末，何晏他们除外，又有一个团体新起，叫作念“竹林名士”，亦然七个，是以又称“竹林七贤”〔45〕。正始名士服药，竹林名士饮酒。竹林的代表是嵇康〔46〕和阮籍〔47〕。但究竟竹林名士不地谈是喝酒的，嵇康也兼服药，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。但嵇康也饮酒，刘伶〔48〕亦然这里面的一个。他们七东谈主中差未几都是抵挡旧礼教的。
这七东谈主中，脾性各有不同。嵇阮二东谈主的脾性都很大；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，嵇康就永恒都是极坏的。
阮年轻时，对于访他的东谈主有加以青眼和冷眼的分辩〔49〕。冷眼大致是全然看不见眼珠的，或许要训练很久才能够。青眼我会装，冷眼我却装不好。
自后阮籍竟作念到“口不臧否东谈主物”〔50〕的地步，嵇康却全不改变。成果阮得终其天年，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，与孔融何晏等同样，遭了不幸的杀害。这大致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由：吃药可以羽化，仙是可以骄视俗东谈主的；饮酒不会羽化，是以得过且过。
他们的立场，大抵是饮酒时穿戴不穿，帽也不带。若在平时，有这种景象，咱们就说失礼，但他们就不同。居丧时不一定按例饮泣；子之于父，是不成提父的名，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东谈主中，子都会叫父的名号〔51〕。旧传下来的礼教，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。即如刘伶--他曾作念过一篇《酒德颂》，谁都知谈--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则的兴味的，也曾有这么的事，有一次有客见他，他不穿穿戴。东谈主贬低他；他答东谈主说，寰宇是我的房屋，房屋就是我的穿戴，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？〔52〕至于阮籍，就更甚了，他连落魄古今也不承认，在《大东谈主先生传》〔53〕里有说：“寰宇解兮宇宙开，星辰陨兮日月颓，我腾而上将何怀？”他的道理是寰宇圣人，都是意外旨，一切都不要，是以他以为世上的兴味不必争，圣人也不及信，既然一切都是虚无，是以他便贪恋于酒了。关联词他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想想，泰半倒在环境。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，而阮籍名声很大，是以他讲话就极难，只好多饮酒，少讲话，况且即使讲话食言了，也可以借醉获得东谈主的原宥。只消看有一次司马懿乞降阮籍联姻，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，莫得提议的契机，〔54〕就可以知谈了。
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，他的诗文固然也豪放浓烈，但许多道理都是隐而不显的。宋的颜延之〔55〕照旧说不大能懂，咱们现时天然更很丢丑得懂他的诗了。他诗里也说圣人，但他其实是不深信的。嵇康的论文，比阮籍更好，想想新颖，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。孔子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嵇康作念的《难天然勤学论》〔56〕，却谈，东谈主是并不勤学的，假如一个东谈主可以不作念事而又有饭吃，就松弛闲游不心爱念书了，是以现时东谈主之勤学，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。还有管叔蔡叔〔57〕，是疑心周公，率殷民叛，因而被诛，一向公认为坏东谈主的。而嵇康作念的《管蔡论》，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道理，说这两个东谈主是忠臣，他们的怀疑周公，是因为场地相距太远，音信不开通。
但最引起许多东谈主的注目，况且于人命有危机的，是《与山巨源断交书》中的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。司马懿因这篇文章，就将嵇康杀了〔58〕。非薄了汤武周孔，在现期间是没关系的，但在那时却关系非小。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；周公是辅成王的；孔子是祖述尧舜，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。嵇康都说不好，那么，教司马懿篡位的时辰，何如办才是好呢？莫得办法。在这少量上，嵇康于司马氏的作事上有了平直的影响，因此就非死不可了。嵇康的见杀，是因为他的一又友吕安不孝，连及嵇康，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未几。魏晋，是以孝治天下的，不孝，故不成不杀。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？因为天位从禅让，即巧取强取而来，若主张以忠治天下，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，作事便难办，立论也难了，是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。但倘仅仅推行不孝，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，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；阮籍不同，不大说对于伦理上的话，是以结局也不同。
但魏晋也不全是这么的情形，宽袍大袖，人人饮酒。反对的也许多。在文章上咱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《崇有论》〔59〕，孙盛的《老子非大贤论》〔60〕，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。在史实上，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〔61〕，司马懿不听他的话，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，与步地的关系少些的缘由。
然此后东谈主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，东谈主云亦云，一直到现时，一千六百多年。季札说：“中国之正人，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东谈主心。”〔62〕这是确的，大凡明于礼义，就一定要陋于知东谈主心的，是以古代有许多东谈主受了很大的冤枉。举例嵇阮的罪名，一向说他们糟蹋礼教。但据我个东谈主的意见，这判断是错的。魏晋期间，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可以，而实在是糟蹋礼教，不信礼教的。口头上糟蹋礼教者，实则倒是承认礼教，太深信礼教。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，是用以利己，那崇奉也不过或然崇奉，如曹操杀孔融，司马懿杀嵇康，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联系，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闻明的孝子，不过将这个口头，加罪于反对我方的东谈主罢了。于是本分东谈主以为如斯哄骗，亵黩了礼教，抗拒之极，计上心头，激而造成不谈礼教，不信礼教，甚至于反对礼教。--但其实不过是立场，至于他们的本心，或许倒是深信礼教，当作宝贝，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。现时说一个容易显着的譬如罢，譬如有一个军阀，在朔方--在广东的东谈主所谓朔方和我常说的朔方的边界有些不同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朔方--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，自后北伐军势力一大，他便挂起了青天日间旗，说我方照旧信仰三民主义了，是总理的信徒。这么还不够，他还要作念总理的转头周。这时辰，真实三民主义的信徒，去呢，不去呢？不去，他那边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，定罪，杀东谈主。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，莫得别法，真实总理的信徒，倒会不谈三民主义，或者听东谈主假惺惺的谈起来就蹙眉，好像反对三民主义神气。是以我想，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东谈主，有许多约莫也如斯。他们倒是迂夫子，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。
还有一个实证，凡东谈主们的言论，想想，行动，倘若我方以为可以的，就本旨天下的别东谈主，我方的一又友都这么作念。但嵇康阮籍不这么，不肯意别东谈主来借鉴他。竹林七贤中有阮咸，是阮籍的侄子，同样的饮酒。阮籍的女儿阮浑也愿加入时，阮籍却谈不必加入，吾家已有阿咸在，够了。〔63〕假若阮籍自以为行动是对的，就失当阻隔他的女儿，而阮籍却阻隔我方的女儿，可知阮籍并不以他我方的办法为然。至于嵇康，一看他的《断交书》，就知谈他的立场很自傲的；有一次，他在家打铁--他的性情是很心爱打铁的--钟会来看他了，他只打铁，不睬钟会。〔64〕钟会没挑升味，只得走了。其时嵇康就问他：“何所闻而来，何所见而去？”钟会答谈：“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”这亦然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。但我看他作念给他的女儿看的《家诫》〔65〕--当嵇康被杀时，其子方十岁，算来当他作念这篇文章的时辰，他的女儿是未满十岁的--就以为宛然是两个东谈主。他在《家诫》中教他的女儿作念东谈主要小心，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。有一条是说主座处不可常去，亦不可住宿；官长送东谈主们出来时，你不要在背面，因为或许改日官长惩办坏东谈主时，你有黢黑告讦的嫌疑。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辰有东谈主争论，你可坐窝走开，免得在旁品评，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合，不品评则不像样，一品评就总如若甲非乙，难免受一方见怪。还有东谈主要你饮酒，即使不肯饮也不要刚烈地拒接，必须和暄和气的拿着杯子。咱们就此看来，实在以为很希奇：嵇康是那样放浪的东谈主，而他教子就要他这么泛泛。因此咱们知谈，嵇康我方对于他我方的举动亦然不自在的。是以品评一个东谈主的言行实在难，社会上对于女儿不像父亲，称为“不肖”，以为是赖事，殊不知世上正有不肯意他的女儿像我方的父亲哩。试看阮籍嵇康，就是如斯。这是，因为他们生于浊世，不得已，才有这么的行动，并非他们的本态。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粉碎礼教者，实在是深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。
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，因为他们的名位大，一般的东谈主们就学起来，而所学的无非是口头，他们实在的内心，却不知谈。因为只学他们的外相，于是社会上便许多了没道理的泛论和饮酒。许多东谈主只会无端的泛论和饮酒，无力作事，也就影响到政事上，弄得玩“空城计”，毫无本色了。在文学上也这么，嵇康阮籍的纵酒，是也能作念文章的，自后到东晋，泛论和饮酒的遗凮还在，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，却莫得了。刘勰〔66〕说：“嵇康师心以遣论，阮籍负气以命诗。”这“师心”和“负气”，等于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。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，勇于师心负气的作者也莫得了。
到东晋，习惯变了。社会想想平稳得多，各处都夹入了释教的想想。再至晋末，乱也看惯了，篡也看惯了，文章便更和平。代表眷注的文章的东谈主有陶潜〔67〕。他的立场是松弛饮酒，讨饭，直爽的时辰就商酌和作文章，无尤无怨。是以现时有东谈主称他为“原野诗东谈主”，是个畸形和平的原野诗东谈主。他的立场是辞让易学的，他畸形之穷，而心里很平稳。家常无米，就行止东谈主家门口叫化。他穷到有客来见，连鞋也莫得，那来宾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，他便伸了足穿上了。固然如斯，他却绝不为意，照旧“采菊东篱下，兴盛见南山”。这么的天然景象，实在不易借鉴。他穷到穿戴也褴褛不胜，而还在东篱下采菊，或然抬脱手来，兴盛的见了南山，这是多么天然。现时有钱的东谈主住在租界里，雇园丁种数十盆菊花，便作念诗，叫作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”，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，我以为不大像。
陶潜之在晋末，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，又是快要易代的时辰。但他莫得什么豪放浓烈的默示，于是便博得“原野诗东谈主”的称号。但《陶集》里有《述酒》一篇，是说那时政事的。〔68〕这么看来，可见他于世事也并莫得渐忘和冷淡，不过他的立场比嵇康阮籍天然得多，不至于招东谈主注目罢了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先已说过，是习惯。因为那时饮酒的习惯沿袭下来，东谈主见了也不以为奇怪，况且汉魏晋沿袭，期间不远，变迁极多，既经见惯，就莫得大咨嗟，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，是天然的。举例看北朝的墓志，官位升进，往往详备写着，再仔细一看，他是照旧资格过两三个朝代了，但那时似乎并不为奇。
据我的道理，即使是从前的东谈主，那诗文完全超于政事的所谓“原野诗东谈主”，“山林诗东谈主”，是莫得的。完全超出于东谈主间世的，亦然莫得的。既然是超出于世，则天然连诗文也莫得。诗文亦然东谈主事，既有诗，就可以知谈于世事未能忘情。譬如墨子兼爱，杨子为我。〔69〕墨子天然要著书；杨子就一定不著，这才是“为我”。因为若作念出版来给别东谈主看，便造成“为东谈主”了。
由此可知陶潜总不成超于人间，况且，于朝政照旧预防，也不成忘掉“死”，这是他诗文中往往拿起的〔70〕。用别一种认识推敲起来，或许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东谈主物罢。
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，据我所知的大致是这么。但我学识太少，莫得详备的推敲，在这么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，是很对不起的。现时这个题目总算是讲结束。
〔1〕本篇记录稿当先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日广州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当代后生》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；改定稿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《北新》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。
〔2〕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国民党政府广州市培植局主持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会堂举行开幕式。那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、培植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。他们打着“学术”的旗帜，也“邀请”学者演讲。作者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、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（题下注“九月间”有误）。作者自后说过：“在广州之谈魏晋事，盖实有慨而言。”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旬日致陈癋信）他在此次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，鬈曲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讥嘲。
〔3〕黄巾指东汉末年巨鹿东谈主张角教会的农民举义军。汉灵帝中平元年（184）举义，参预的东谈主都以黄巾缠头为标识，称为“黄巾军”。他们提议“青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的标语，攻占城邑，放胆官府，旬日之间，寰宇反应，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。但自后终于在官军和田主武装的粗暴弹压下失败。
〔4〕董卓（？-192）字仲颖，陇西临洮（今甘肃岷县）东谈主，东汉末年的雄兵阀。灵帝时为并州牧，灵帝身后，外戚首脑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阉东谈主，召他率兵入朝合作，他到洛阳后，即废少帝（刘辩），立献帝（刘协），自任丞相，专断朝政。献帝初平元年（190），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、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，贯串起兵讨卓，他便劫握献帝幸驾长安，利己太师。后为王允、吕布所杀。他在离洛阳时，放胆宫殿府库民房，二百里内尽成墟土；又驱数百万东谈主口入关，积尸盈途。在他被杀以后，他的部将李傕、郭汜等又攻破长安，焚掠屠杀，东谈主民受害甚烈。
〔5〕党锢东汉末年，阉东谈主擅权，政事阴雨，民生不幸。总揽阶层里面一部分相比正大的官僚，为了可贵刘汉政权和我方的地位，便与太学生互通声音，议论朝政，揭露阉东谈主集团的罪行。汉桓帝延熹九年（166），阉东谈主曲解司隶校尉李膺、太仆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泰、贾彪等东谈主结党为乱，桓帝便捕李膺、范滂等入狱，拖累二百余东谈主。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年（169），熹平元年（172），熹平五年（176）三次捕杀党东谈主，更诏各州郡凡党东谈主的门生、故吏、父子、兄弟有仕进的，都免官阻难。直到灵帝中平元年（184）黄巾举义，才下诏将他们赦免。这件事，史称“党锢之祸”。
〔6〕曹操（155-220）字孟德，沛国谯（今安徽亳县）东谈主。二十岁举孝廉，汉献帝时官至丞相，封魏王。曹丕篡汉后追认为武帝。他是政事家、军事家，又是诗东谈主。他和其子曹丕、曹植，都心爱延揽文人，奖励文学，为那时文学界的领袖东谈主物。后东谈主把他的诗文编为《魏武帝集》。
〔7〕《三国志演义》即长篇演义《三国演义》，元末明初罗贯中著。书中将曹操描摹为“奸雄”。
〔8〕严可均（1762-1843）字景文，号铁桥，浙江乌程（今吴兴）东谈主。清嘉庆举东谈主，曾任建德教谕。他自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起，启动征集唐曩昔的文章，历二十余年，成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东谈主，分代剪辑为十五集，预备七四六卷。稍后，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○三卷，并以为原书落款不成综合全书，故将书名改为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》。原书于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由黄冈王毓藻刊于广州。
〔9〕丁福保（1874-1952）字仲祜，江苏无锡东谈主。清末求知江阴南菁书院，后习医，曾至日本老师医学，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。他所辑的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，收作者七百余东谈主，依期间分为十一集，预备五十四卷。一九一六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。
〔10〕刘师培（1884-1919）又名光汉，字申叔，江苏仪征东谈主。清末曾参预同盟会的行动，常在《民报》发表饱读励反清的文字；但自后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，出卖更正党东谈主。入民国后，他又依附袁世凯，与杨度、孙毓筠等东谈主组织筹安会，发奋补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筹办。他的文章许多，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是他在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老师时所编的教材，后收入《刘申叔遗书》中。
〔11〕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武故事》，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（210）下令“自明本志”，表白他我方并无篡汉的道理，内有“设使国度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东谈主称帝，几东谈主称王！”的话。
〔12〕《太平御览》卷四二五引谢承《后汉书》：“范丹姊病，往看之，姊设食；丹以姊婿不德，外出留二百钱，姊使东谈主追索还之，丹不得已受之。闻里中刍藁童仆更相怒曰：‘言汝骄矜，岂范史云辈而云不盗我菜乎？’丹闻之，曰：‘吾之微志，乃在童竖之口，不可不勉。’遂投钱去。”按范丹（112-185），一作范冉，字史云，后汉陈留外黄（今河南杞县东北）东谈主。
〔13〕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（210）、二十二年（217）下求贤令，又于建安十九年（214）令有司取士毋废“偏短”，每次都强调以才能为用东谈主的程序。《魏书·武帝纪》载建安十五年令说：“今天下尚不决，此特求贤之急时也。……若必廉士此后可用，则皆桓其缘何霸世！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？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侧陋，举贤任能，吾得而用之。”又裴注引王沈《魏书》所载二十二年令说：“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东谈主，放在民间？及果勇不顾，临敌力战，若文俗之吏，高才异质，或堪为将守；负汙辱之名，见笑之行，或不仁不孝，而有治国用兵之术：其各举所知，勿有所遗。”
〔14〕“郑康成行酒伏地断气”见《三国志·魏书·袁绍传》裴注引《硬汉记》载曹操《董卓歌》：“德行不亏缺，变故自难常。郑康成行酒伏地断气，郭景图命尽于园桑。”按郑康成（127-200），名玄，北海高密（今山东高密）东谈主，东汉经学家，其生涯期间较曹操约早二十余年。
〔15〕曹操的遗令，散见于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偏执他旧书中，严可均缀合为一篇，收入《全三国文》卷三，其中有这么的话：“吾婢妾与伎东谈主皆勤恳，使著铜雀台，善待之。……余香可分与诸夫东谈主……诸舍中（按指诸妾）无所为，可学作履组卖也。吾历宫所得绶（印绶），皆著藏中，吾余衣裘，可别为一藏，不成者兄弟可共分之。”
〔16〕陆机（261-303）字士衡，吴郡华亭（今上海松江）东谈主，晋代诗东谈主。他评曹操的话，见萧统《文选》卷六十《吊魏武帝文》：“彼裘绂于何有，贻尘谤于后王。”唐代李善注：“言裘绂轻细何扫数，而空贻尘谤而及后王。”
〔17〕曹丕（187-226）字子桓，曹操的次子（按操宗子名昂字子修，随操征张绣葬送，故一般都以曹丕为操的宗子）。建安二十五年（220）废汉献帝自强为帝，即魏文帝。他青睐文学，创作之外，兼擅品评，所著《典论》，《隋书·经书志》著录五卷，已佚，严可均《全三国文》内有辑佚一卷。其中《论文》篇论多样文学的特征说：“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。”又论文气说：“文以气为主，气之清浊有体，不可力强而致。”
〔18〕曹植（192-232）字子建，曹操的第三子。曾封东阿王，后封陈王，死谥想，后世称陈想王。他是建安期间紧要诗东谈主之一，流传下来的文章，以清代丁晏所编的《曹集诠评》搜罗较为完备。
〔19〕曹叡（204-239）字元仲，曹丕的女儿，即魏明帝。
〔20〕《文选》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编选。内选秦汉至皆梁间的诗文，共三十卷，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。唐代李善为之作注，分为六十卷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，见该书第五十二卷。
〔21〕“为艺术而艺术”十九世纪法国作者戈蒂叶（Ｔ．Ｇａｕｔｉｅｒ）提议的一种钞票阶层文艺不雅点（见演义《莫班密斯》序）。它认为艺术可以卓绝一切功利而存在，创作的主张就在于艺术作品的自身，与社会政事无关。
〔22〕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：“盖文章经国之伟业，永恒之盛事；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：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限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于笔墨，见意于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奔之势，而申明自传于后。”
〔23〕文章小谈曹植《与杨德祖（修）书》：“辞赋小谈，固未足以揄扬大义，彰示下世也。昔扬子云先朝参军之臣耳，犹称壮夫不为也；吾虽德薄，位为藩侯，犹庶几竭力上国，流惠下民，建永世之业，留金石之功；岂徒以笔墨为勋绩，辞赋为正人哉！”
〔24〕曹植早年以文才为曹操所爱，多次想立他为太子；他也结纳杨修、丁仪、丁癕等为羽翼，在曹操眼前和曹丕争宠。但他自后因为恣意骄纵，失去了曹操的欢心，终于未得嗣立。到了曹丕即位以后，他常被狐疑，更觉雄才无所涌现。明帝时又一再上表求“自试”，但愿能够用他带兵去征吴伐蜀，立功立事，但他的条目也未结果。
〔25〕“建安七子”这个称号始于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：“今之文东谈主，鲁国孔融文举，广陵陈琳孔璋，山阳王粲仲宣，北海徐干伟长，陈留阮瑀元瑜，汝南应玚德琏，东平刘桢公干：斯七子者，于学无所遗，于辞无所假，咸以自骋骥马录于沉，仰皆足而并驰。”后东谈主据此便称孔融等为“建安七子”。按孔融（153-208），鲁国（今山东曲阜）东谈主，汉献帝时为北海相，太中大夫。陈琳（？-217），广陵（今江苏江都）东谈主，曾任司空（曹操）军谋祭酒。王粲（177-217），山阳高平（今山东邹县）东谈主，曾任丞相（曹操）军谋祭酒、侍中。徐干（171-217），北海（今山东潍坊西南）东谈主，曾任司空军谋祭酒、五官将（曹丕）文学。阮瑀（？-212），陈留尉氏（今河南尉氏）东谈主，曾任司空军谋祭酒。应瑒（？-217），汝南（今河南汝南）东谈主，曾任丞相掾属、五官将文学。刘桢（？-217），东平（今山东东平）东谈主，曾任丞相掾属。
〔26〕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挑剔孔融的文章说：“孔融体气精好意思，有过东谈主者。然不成握论，理不胜词，以至乎杂以嘲戏；偏执所善，扬、班俦也。”按“建安七子”中，陈琳等都是曹操门下的属官，只消孔融例外；在年事上，他比其余六东谈主约长十余岁而又滥觞死灭，年辈也不交流。他莫得酬酢和维持曹氏父子的作品，况且还时常讥嘲曹操。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载：‘曹操攻屠邺城，袁氏妇子多见滋扰，而操子不私纳袁熙（按为袁绍子）妻甄氏。融乃与操书，称‘武王伐纣，以妲己赐周公’。操不悟，后问出何经典。对曰：‘以今度之，想天然耳。’……时年饥兵兴，操表制酒禁，融频书争之，多侮慢之辞。”唐代章怀太子（李贤）注引孔融与曹操论酒禁书，其中有“夏商亦以妇东谈主失天下，今令连续婚配。而将酒独急者，疑但惜谷耳”等语。
〔27〕“缘何解忧？惟有杜康”见曹操的《短歌行》。杜康，相传为周代东谈主，善造酒。
〔28〕对于曹操杀孔融的历程，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说：“曹操既积嫌忌，而郗虑复k成其罪，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：‘……（融）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，云：“父之于子，当有何亲？论其本意，实为情欲发耳。子之于母，亦复奚为？譬如寄物瓶中，出则离矣。”……大逆不谈，宜贫困诛。’书奏，入狱弃市。”又《三国志·魏书·崔琰传》注引孙盛《魏氏春秋》，内载曹操文牍孔融罪戾的令文说：“平原祢衡受传融论，以为父母与东谈主无亲，譬若缶瓦器，寄盛其中。又言若遭饿馑，而父不肖，宁赡活余东谈主。融违天反谈，败伦乱理，虽肆市朝，犹恨其晚。”
〔29〕祢衡（173-198）字正平，平原般（今山东临邑）东谈主，汉末文学家。他很有文才，与孔融、杨修友善，曾多次黑白曹操；因为他文名很大，曹操虽想杀他而又有所顾虑，便将他送到刘表处去，后因侮慢刘表，又被送给江夏太守黄祖，终于为黄祖所杀，死时年二十六。
〔30〕何晏（？-249）字平叔，南阳宛（今河南南阳）东谈主。曹操的东床。皆王曹芳时，曹爽在朝，用他为吏部尚书，后与曹爽同期被司马懿所杀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曹爽传》说他“少以才秀闻明，好老庄言，作《谈德论》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”。
〔31〕对于何晏搽粉的事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曹爽传》注引鱼豢《魏略》说：“晏性自喜，动静粉白不去手，行步顾影。”但晋代东谈主裴启所著《语林》则说：“（晏）好意思姿仪，面绝白，魏文帝疑其著粉；后正夏月，唤来，与热汤饼，既炎，大汗出，随以朱衣自拭，色转结义，帝始信之。”
〔32〕对于何晏服药的事，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载：“何平叔云：服五石散，非唯治病，亦觉神明无邪。”刘孝标注引秦丞相（按当作秦承祖）《寒食散论》说：“寒食散之方，虽出汉代，而用之者寡，靡有传焉。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，由是大行于世，服者相寻。”又隋代巢元方《诗病源候论》卷六《寒食赋闲候》篇说：“皇甫（谧）云：寒食药者，世莫知焉，或言华佗，或曰仲景（张机）。……晚世尚书何晏，耽声好色，始服此药。心加无邪，膂力转强。京师翕然，传以相授。……晏死之后，服者弥繁，于时不辍。”
〔33〕巢元方隋炀帝伟业中，为御医博士，奉诏撰《诸病源候论》五十卷。对于寒食散的吃法与解法，详见该书卷六《寒食赋闲候》篇。
〔34〕“扪虱而谈”这是王猛的故事。王猛（325-375），字景略，北海剧（今山东寿光）东谈主。《晋书·王猛传》说：“桓温入关，猛被褐而诣之，一面谈当世之事，扪虱而言，旁若无东谈主。”
〔35〕葛洪（约283-363）字稚川，句容（今江苏句容）东谈主。《晋书·葛洪传》说他“为东谈主痴钝，不好荣利，……究览图书，尤好圣人导养之法。”所著《抱朴子》，共八卷，分表里二篇，内篇论圣人方药，外篇论时政东谈主事。对于服散的记录，见该书内篇。
〔36〕对于服散乌有的事，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四七引侯白《启颜录》载：“后魏孝文帝时，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，皆称石发。乃有热者，非高贵者，亦云服石发热，时东谈主多嫌其诈作高玉体。有一东谈主于市门前卧，高昂称热，要东谈主竞看，同伴怪之，报曰：‘我石发。’同伴东谈主曰：‘君何时服石，今得石发？’曰：‘我昨市米中有石，食之今发。’世东谈主大笑。自后少有东谈主称患石发者。”
〔37〕对于闻讳而哭的事，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载：“桓南郡（桓玄）被召作太子洗马，船泊荻渚。王大（王忱）服散后已小醉，往看桓，桓为设酒，不成冷饮，频语傍边，令温酒来。桓乃流涕哭泣，王便欲去。桓以手巾掩泪，因谓王曰：‘犯我家讳，何预卿事。’王叹曰：‘灵宝（桓玄乳名）故自达。’”按桓玄的父亲名温，是以他听见王忱叫东谈主温酒便饮泣起来。
〔38〕王弼（226-249）字辅嗣，魏国山阳（今河南焦作）东谈主。王粲的族孙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钟会传》说：“弼好论儒谈，辞才逸辩，注易及老子，为尚书郎。”夏侯玄（209-254），字元始，沛国谯（今安徽亳县）东谈主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夏侯尚传》说：“（玄）少闻明，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……正始初，曹爽辅政。玄，爽之姑子也。累迁散骑常侍、中护军。……顷之，为征西将军，假节都督雍、凉州诸军事。”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后，他也为司马师所杀。
〔39〕“正始名士”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“袁彦伯作《名士传》成”条下梁刘孝标注：“宏（彦伯名）以夏侯元始、何平叔、王辅嗣为正始名士。阮嗣宗、嵇叔夜、山巨源、向子期、刘伯伦、阮仲容、王浚仲为竹林名士。”按正始（240-249），魏废帝皆王曹芳的年号。
〔40〕《世说新语》南朝宋刘义庆撰。内容是记叙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人学士的谈吐风貌遗闻等。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谛视。今传本共三卷，三十六篇。按刘义庆（403-444），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东谈主，宋武帝刘裕的侄子，袭爵为临川王，曾任南兖州刺史。
〔41〕司马懿（179-251）字仲达，河内温县（今河南温县）东谈主。初为曹操主簿，魏明帝时迁大将军。皆王曹芳即位后，他专断国政；身后其子司马昭继为大将军，日谋篡位。咸熙二年（265），昭子司马炎代魏称帝，斥地晋朝。按夏侯玄是被司马师所杀，作者误记为司马懿。
〔42〕“罢了方”《唐书·经书志》著录《解寒食散方》十三卷，徐叔和撰；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解寒食方》十五卷，徐叔向撰。
〔43〕皇甫谧（215-282）字士安，安祥朝那（今甘肃平凉）东谈主。晋朝初年屡征不出，著有《高士传》、《逸士传》、《玄晏春秋》等。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载有他的一篇上级马炎疏，其中自述因吃散而获得的种种苦痛说：“臣以弊，迷于谈趣。……又服寒食药，违错节度，劳苦暴戾，至今七年。极冷裸袒食冰，当暑无语，加以咳逆，或若温癳，或类伤寒，浮气流肿，看成酸重。至今困劣，救命呼嗡，父兄见出，妻息长诀。”
〔44〕对于拔剑逐蝇的故事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梁习传》注引《魏略》：“（王）想又性急，尝握管作书，蝇集笔端，驱去复来，如是再三。想恚怒，自起逐蝇，不成得，还取笔掷地，蹋坏之。”按清代张英等所编《渊鉴类函》卷三一五《褊急》门载王想事，有“想自起拔剑逐蝇”的话，但未注明援用书名。按王想，济阴（今山东定陶）东谈主，正始中为大司农。
〔45〕“竹林七贤”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粲传》内附述嵇康事略，裴注引《魏氏春秋》说：“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，……与陈留阮籍、河内山涛、河南向秀、籍兄子咸、琅琊王戎、沛东谈主刘伶相与友善，游于竹林，号为‘七贤’。”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亦有一则，说七东谈主“常集于竹林之下，鼎力自在，故世谓‘竹林七贤’”。参看本篇注〔39〕。
〔46〕嵇康（223-262）字叔夜，谯国鑟e（今安徽宿县）东谈主Ｊ恕*《晋书·嵇康传》说：“康早孤，有奇才，远迈不群。……学不师受，博览无不该通，长好老庄。与魏宗室婚，拜中散大夫。常教悔性服食（服药）之事，弹琴咏诗，自足于怀。……康善谈理，又能属文，其高情远趣，率然玄远”他的文章，现有《嵇康集》十卷，有鲁迅校本。
〔47〕阮籍（210-263）字嗣宗，陈留尉氏（今河南尉氏）东谈主，阮瑀之子，诗东谈主，与嵇康皆名。仕魏为从事中郎、步兵校尉。《晋书·阮籍传》说他“博览群籍，尤好庄老。嗜酒能啸，善弹琴。”又说：“籍本有济世志，属魏晋之际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，籍由是不与世事，遂痛饮为常。”他的文章，现有《阮籍集》十卷。
〔48〕刘伶字伯伦，沛国（今安徽宿县）东谈主。仕魏为建威入伍。著有《酒德颂》，托言有大东谈主先生，“止则操鞍执觚，动则挈~}提壶，唯酒是务，焉知其余。”有“贵介令郎，"|绅处士”在他的眼前“述说礼制”，而他“方捧承槽，衔杯漱醪，奋髯庞谧，枕麦曲藉糟，无想无虑，其喜滋滋。”
〔49〕对于阮籍能为青冷眼，见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：“籍又能为青冷眼，施礼俗之士，以冷眼对之。”他的母亲死了，“嵇喜来吊，籍作冷眼，喜不怿而退。喜弟康闻之，乃赍酒挟琴造焉，籍大悦，乃见青眼。由是礼制之士疾之若雠。”
〔50〕“口不臧否东谈主物”见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：“籍虽不拘礼教，然发言玄远，口不臧否东谈主物。”
〔51〕晋代常有子呼父名的例子，如《晋书·胡母辅之传》：“辅之正痛饮，谦之（辅之的女儿）门规而厉声曰：‘彦国（辅之的号），大哥不得为尔！将令我尻背东壁。’辅之欢笑，呼入与共饮。”又《王蒙传》：“王蒙，字仲祖……好意思姿容，尝览镜自照，称其父字曰：‘王文开生如斯儿耶！’”
〔52〕对于刘伶裸形见客的事，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载：“刘伶恒纵酒放达，或脱衣裸形在屋中，东谈主见讥之。伶曰：‘我以寰宇为栋宇，屋室为衣，诸君何为入我中？’”刘孝标注引邓粲《晋纪》所记略同。
〔53〕《大东谈主先生传》阮籍借“大东谈主先生”之口来抒写我方胸怀的一篇文章。这里所引的三句是“大东谈主先生”所作的歌。
〔54〕对于阮籍借醉辞婚的故事，《晋书·阮籍传》载：“文帝（司马昭，鲁迅误记为司马懿）初欲为武帝（司马炎）求婚于籍，籍醉六旬日，不得言而止。”
〔55〕颜延之（384-456）字延年，琅琊临沂（今山东临沂）东谈主，南朝宋诗东谈主。《文选》卷二十三阮籍《咏怀》诗下，李善注引颜延之的话：“嗣宗身仕乱朝，常恐罹谤遇祸，因兹发咏，故每有忧生之嗟；虽志在刺讥，而文多隐避，百代之下，难以情测，故粗明轻率，略其幽旨也。”
〔56〕《难天然勤学论》嵇康为反驳张邈（字辽叔）的《天然勤学论》而作的一篇论文。
〔57〕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。《史记·管蔡世家》说：“武王已克殷纣，平天下，封元勋昆弟。于是封叔鲜于管，封叔度于蔡，二东谈主相纣子武庚禄父（按禄父为武庚之名），治殷苍生。封叔旦于鲁而相周，为周公。……武王既崩，成王少，周公旦专王室。管叔、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，乃挟武庚以作乱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，杀管叔，而放蔡叔，迁之。”嵇康的《管蔡论》为管、蔡辩解，说“管、蔡皆服教殉义，至心天然。……周公践政，率朝诸侯。……而管、蔡服教，不达圣权，卒遇大变，不成自通。忠于乃心，想在王室。遂乃抗言率众，欲除国患。”
〔58〕《与山巨源断交书》山巨源，即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山涛（205-283），河内怀（今河南武陟）东谈主。他在魏元帝（曹奂）景元年间投奔司马昭，曾任选曹郎，后将离职，欲举嵇康代任，康作书阻隔，并默示和他断交，书中自说不胜受礼制的欺压，“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，在东谈主间不啻，此事会显，世教所辞让。”自后嵇康受一又友吕安案的瓜葛，钟会便伺隙劝司马昭把他杀了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粲传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陈诉他被杀的历程说：“大将军（司马昭）尝欲辟（征召）康。康既有绝世之言，又从子不善，避之河东，或云避世。及山涛为选曹郎，举康自代，康答书阻隔，因自说不胜流俗而非薄汤武。大将军闻而怒焉。初，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。会巽淫安妻徐氏，而诬安不孝，囚之。安引康为证，康义不亏心，保明其事。安亦至烈，有济世志力，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，遂杀安及康。康临刑自若，援琴而饱读，既而叹曰：‘雅音于是绝矣！’时东谈主莫不哀之。”按杀嵇康的是司马昭，鲁迅误记为司马懿。
〔59〕裴頠（267-300）字逸民，河东闻喜（今山西闻喜）东谈主。晋惠帝时为国子祭酒，兼右军将军，迁尚书左仆射，后为司马伦（赵王）所杀。《晋书·裴頠传》说：“頠深患时俗狂放，不尊儒术。何晏、阮籍素有高名于世，口谈浮虚，不遵礼制，尸禄耽宠，仕不事事；至王衍之徒，声誉太盛，位高势重，不以物务自婴，遂相仿效，风教陵迟，乃著《崇有》之论以释其蔽。”
〔60〕孙盛字安国，太原中都（今山西平遥）东谈主。曾任桓温入伍，长沙太守。著有《魏氏春秋》、《晋阳秋》等。他的《老聃非大贤论》，品评那时清谈家奉为宗主的老聃，用老聃我方的话说明他的学说的针锋相对，不切本色，从而料定老聃并非大贤。
〔61〕何曾（197-278）字颖考，陈国阳夏（今河南太康）东谈主。司马炎篡魏，他因劝进有功，拜太尉，封公爵。《晋书·何曾传》说：“时（按当为魏不菲乡公即位初年）步兵校尉阮籍负才跌荡，居丧失礼。曾面质籍于文帝（鲁迅误记为司马懿）座曰：‘卿恣意背礼，败俗之东谈主。今忠贤在朝，总练名实，若卿之曹，不可长也。’因言于帝曰：‘公方以孝治天下，而听阮籍以重哀（母丧）饮酒食肉于公座。宜摈四裔，无令染中原。’帝曰：‘此子羸病若此，君不成为吾忍耶！’曾重引据，辞理甚切。帝虽不从，时东谈主敬惮之。”
〔62〕“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东谈主心”二句，见《庄子·田子方》：“温伯雪子适皆，舍于鲁，鲁东谈主有请见之者，温伯雪子曰：‘不可，吾闻中国之正人，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东谈主心，吾不欲见也。’”据唐代成玄英注：温伯，字雪子，春秋时楚国东谈主。鲁迅误记为季札。
〔63〕阮籍不肯女儿师法我方的事，见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：“（籍）子浑，字长成，有父风，少幕邃晓，不饰末节，籍谓曰：‘仲容已豫吾此流，汝不得复尔。’”又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也载有此事。按阮咸，字仲容，阮籍兄阮熙之子。
〔64〕嵇康薄待钟会，见《晋书·嵇康传》：“（康）性绝巧而好锻（打铁）。宅中有一柳树甚茂，乃激水圜之，每夏月，居其下以锻。”又说：“初，康居贫，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，以自赡给。颍川钟会，贵令郎也，纯粹有才辩，故往造焉。康不为之礼，而锻不辍。良久会去，康谓曰：‘何所闻而来，何所见而去？’会曰：‘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’会以此憾之。”按钟会（225-264），字士季，颍川长社（今河南长葛）东谈主。司马昭的紧要谋士，官至左徒。魏常通乡公景元三年（262）拜镇西将军，次年统兵伐蜀，蜀平后谋反，被杀。
〔65〕《家诫》见《嵇康集》卷十。鲁迅所举的这几条的原文是：“正人全心，所欲准行，自当量其善者，必拟议此后动。……所居长吏，但宜敬之辛勤尖，失当极亲密，不宜数往；往当有时。其有世东谈主，又失当独在后，又失当宿。是以然者，长吏喜问外事，或时发举，则怨者谓东谈主所说，无以自免也。……若会酒坐，见东谈主争语，其风光似欲转盛，便当无何舍去之。此将斗之兆也。坐视必见是曲，傥不成不有言，有言必是在一东谈主；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，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，便怨恶之情生矣；或便获悖辱之言。……又慎不须离楼，强劝东谈主酒，不饮我方；若东谈主来劝己，辄当为握之，勿稍逆也。”（据鲁迅校本）按嵇康的女儿名绍，字延祖，《晋书·嵇绍传》说他“十岁而孤”。
〔66〕刘勰（？-约520）字彦和，南东莞（今江苏镇江）东谈主，南朝梁文艺表面家。著有《文心雕龙》。这里所引的两句，见于该书《才能》篇。
〔67〕陶潜（约372-427）别号渊明，字元亮，浔阳柴桑（今江西九江）东谈主，晋代诗东谈主。曾任彭泽令，因活气那时政事的阴雨和官场的失误，辞官退藏。文章有《陶渊明集》。梁代钟嵘在《诗品》中称他为“古今隐逸诗东谈主之宗”，“五四”以后又常被东谈主称为“原野诗东谈主”。他在《讨饭》一诗中说：“饥来驱我去，不知竟何之。行行至斯里，扣门拙言辞。主东谈主解余意，遗赠岂虚来。谈谐竟旦夕，觞至辄倾杯。……衔戢知何谢，冥报以相贻。”又南朝宋檀谈鸾《续晋阳秋》说：“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，无履，弘从东谈主脱履以给之。弘语傍边为彭泽作履，傍边请履度，渊明于众坐伸脚，及履至，著而不疑。”“采菊东篱下”句见他所作的《饮酒》诗第五首。
〔68〕陶潜的《述酒》诗，据南宋汤汉的注语，以为它是为那时最紧要的政事事变--晋宋易代而作，注语中说：“晋元熙二年（420）六月，刘裕废恭帝（司马德文）为零陵王，来岁，以鸩酒一授张伟使酖王，伟自饮而卒；继又令兵东谈主逾垣进药，王不肯饮，遂掩杀之。此诗所为作，故以《述酒》名篇也。诗辞尽隐语，故不雅者弗省。……予反复详考，此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。”（见《陶靖节诗注》卷三）
〔69〕墨子（约前468-前376）名翟，鲁国东谈主，春秋战国期间想想家，墨家创举东谈主。他认为“天下兼相爱则治，交相恶则乱”，提倡“兼爱”的学说。现有《墨子》书中有《兼爱》上中下三篇。杨子，指杨朱，战国期间想想家。他的学说的中心是“为我”，《孟子·精心》说：“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”他莫得文章遗留下来，后东谈主仅能从先秦书中略知他的学说的大致。
〔70〕陶潜诗文中提到“死”的场地许多，如《己酉岁九月九日》中说：“万化相寻绎，东谈主生岂不劳。从古皆有没，念之心中焦。”又《与子俨等疏》中说：“寰宇赋命，生必有死；自古圣贤；谁能独免。”等等。